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盛足风,,十三、随父移居象山新桥村

anonymous    08/11     199  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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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、随父移居象山新桥村

  1927年,也就是我十四岁的冬季,我读完高小毕业了。在儿童的心中,高小毕业也是一件大事,很是高兴。

  自从我哥哥去世后,我已成为父母的独子了,他们对我的重视、关心和希望是可想而知的。他们下了决心,宁可自己刻苦生活也要我报考在宁波的中学。我记得父亲初做传道工作时,每月薪水只有八元,以后升到十元,再升到十二元。一家五口,生活之艰苦可以想象得到的。

  1927年迅速飞逝,1928年的新年来临了,但是宁波各个中学都不招收春季班的新生。这样,我只好等到半年以后才能去报考中学。

  就在1928年的上半年,教会因工作需要,调派父亲到象山新桥教会,我也因此随父移居新桥。同时也在这个上半年,在石浦斐迪学校补习半年,以利下半年报考宁波四明中学。

  考入四明中学以后,每年有二个月的暑假和一个月不足的寒假,其余时间都在学校里度过。为此,那些年间,我对于新桥农村教会的认识是不多的。可以约略记下的有以下几点:

  (1)象山县的地理形势是一个半岛,南北长,东西窄,境内多山。新桥村恰恰处于全县南北中间的偏南部分,北距县府所在地丹城50华里,南离渔港石浦40华里,那时,交通是很不方便的,出门都靠双脚步行。当我一家移居新桥时,先从骆驼桥坐民间航船到达宁波江北岸,再改搭海轮到石浦,然后步行40里来到新桥村,在这40里路上要越过五座山岭,两个山岗。这一段路程对我当时的年龄来说是可畏的。我一边走,一边对同行的姐姐说:“新桥是个苦地啊,是个苦地啊!”当时虽然是说着玩的,却充分体会到长途步行的疲劳与艰苦。把新桥和骆驼桥相比,同是农村,差距却是不小。新桥山区,不单是交通条件差,农业经济也比别处落后许多。

  (2)再说新桥教会,礼拜堂坐落在一条村街的附近。礼拜人数与骆驼教会的相近,不到一百人,但礼拜堂比骆驼教会会所略大。参加礼拜的信徒几乎都是农家的男女老少。教内的气氛是朴素的、敦厚的、和谐的。信徒参加礼拜,都很虔诚实在,说话也都和气、诚恳。

  当时教会里有位老人邵经传先生,勤于祷告,热心事主。他的信心和品行都受到当地人们的好评。他常常在天亮以前就起来祷告读经,直到天明。有一次,我因宁波学校里放假回到家里,某夜一觉醒来,听见楼上礼拜堂有人讲道,等到完完全全清醒时,才听清楚是我们的邻居邵经传老先生在堂内独自一人,点着灯,讲道给礼拜堂的椅子听。我想,他是在练习讲道。

  在附近的关头村里有祠堂,在别的村子里有庙宇、戏台,每当演戏完毕,群众未散,邵老先生就抢机会,登上戏台,敲起一面小铜锣,分发福音单张,并向群众布道。他的这些热情在教内教外都引人注意,产生影响。这位老人早已离世归天了。在他的后裔中,今天有的成了教会的牧师(邵升堂),有的作了长老(邵升康)。

  (3)当时,先父除传道工作外,仍旧用他的中医知识服务信徒和四围的人。人们对他的处方是有信心的,因此,街上中药店里的人也和父亲交上了朋友,并和父亲交流治病经验。教会里的人更是乐意找父亲搭脉,开方,治病。几十年后,我到新桥,还能听到那位药店主人包老先生对我提到先父治病的往事。

  回忆当年的农村教会,力量仍旧是薄弱的,好比一支蜡烛在寒夜里放光,作用是很有限的。但是教会里的人以诚恳待人,以善意待人,总是给人以好感。按文化知识说,教会里做牧养工作的人在群众中仍然居于优胜的地位。也是因此群众对于教会多怀有良好的感情。

  大约到1933年父亲才由教区年会决定,从新桥调派到上虞县西华村教会工作,因为五年一任是当时教会的制度。这是先父在世工作的末了一站,以后就到天父那里去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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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经文对照:

  “你们为主的缘故,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……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。”(彼前2:13、15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