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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能量進化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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袁斌:中共非法抢劫剥夺富人财产的真相

——中共早期“革命史”的真相(3)

中共为了维持生存,拿枪顶住富户的腰眼,直接抢走了事。按中共的政治术语就是所谓“打土豪”。(网络资料图片)

【大纪元2018年02月13日讯】进入所谓“土地革命”时期后,中共发动的“农民运动”又增添了一项新内容:“打土豪分田地”。

什么是“打土豪”?说白了就是抢富人特别是乡村富户的财富。

作为共产国际一手扶植的中国支部,从建党到1927年,中共的生存全靠共产国际划拨的经费维持,直到1927年所谓“南昌起义”和“秋收起义”失败后,这个经费来源才基本断了。从那时起到“长征”,中共养活自己的经费基本上来源于“打土豪”。

当时的乡村主要有三大块财富,一块是乡村富户们正在享用的东西,包括吃的,穿的,用的。这一块很容易发现,也不难拿到手。第二块是乡村中被藏匿起来的积蓄,富户,贫户都有。由于治安和灾荒等原因,乡村积蓄总是被农民用各种方式贮藏。这是第二块。第三大块,是乡村当期收成及当期消耗的生产资料,如种子,肥,工具等等。第三块是乡村的再生产,它有农时和农技的要求。例如青苗虽然是财富,但未到成熟,你不能拿来当粮,它要有个时间,到收获时才能算作有效的财富。中国传统乡村主要就是这三块财富。其他类型的乡村财富都是零星的,可以不计。

中共进入乡村后,为了维持生存,首先把眼睛盯住了第一块财富,用的是古往今来土匪的老办法,就是拿枪顶住富户的腰眼,直接抢走了事。按中共的政治术语就是所谓“打土豪”。所以井冈山时期,中共的部队每到一处,都要“打土豪”。

这种一阵风式的抢劫尽管有用,但所得财富毕竟有限,又无法拿到被村民小心藏起来的财产以维持“红军”大队,只能维持土匪式的生存,而农村中的第二块财富其规模则比第一块要大的多。于是到了瑞金时期,中共为了扩展自己的财政基础,在“打土豪”的基础上,又渐渐的把目光转到了这一块财富上。由于这部分财产一般都有比较好的保护措施以应匪盗,埋藏很深,所以光把目光转过来盯住还拿不到手,还得想办法,一是如何知道这些财产藏在何处,二是如何拿到手里。为此,中共甚至专门发明了一个很形象的词,把抢劫这部分财富叫作“挖浮财”。一个“挖”字,可谓活灵活现。

中共当年抢劫这部分财富的手段着实让人咋舌,有专门的指导文件教下级们如何抢。如毛泽东手下的中央红军一军团红四军政治部编的一份两万字“筹款须知”,就是专门向红军讲授如何向地主、商人和富农绑架勒索财物的教材,其行径与土匪完全没有区别。

这个勒索指南传授了九个步骤,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五个步骤:

第一步是,精密调查,方法包括“要找到贫苦勇敢的工农份子或流氓份子,找些土豪财物或鸦片烟,酒肉等,秘密给那些贫苦工农”,小孩或流氓份子,其至许赏他们的金钱以引诱他“说实话”。

第二步是,捉人“实为绑架”,特别强调要提以当家的父母独生子女以“上有父母、下有儿女的为最重要,同时未嫁的女,又只有一个,或媳妇怀孕,娘家又厉害的也为重要。收押的人必须常用宣传与恐吓的手段分别轻重对付。”

第三步是,多贴条子,即将勒索物件写上条子贴出公开恐吓,该条指示,“不管地主,大商人,富农,凡在政策下可以筹得,都要贴,以免漏网”。

第四步是,软硬兼施加紧催款。档所指的硬方式是以要烧要杀的形式恐吓。称“在必要时,没收一家财物,烧一家房屋,或杀一个土豪”。

第五步是,“做好做歹,雷厉风行”,“到筹款时候,必须动员群众,调查的调查,贴布告的贴布告,以及向群众宣传的,向代表(编按:被勒索者的代表)交涉和催款的,散布凶吉消息(即要杀人烧屋)的,做转弯的,提洋油的,磨马刀的,打土豪的,没收财物的,散发东西的,督促的,各种工作人员都要雷厉风行……才能使财宝滚滚而来”。

大概中共早期美化自己的宣传尚未炉火纯青,因此有这样赤裸裸的绑架勒索教材,暴力敛财连独生子、儿童、黄花闺女和怀孕妇都不放过,手段如此卑劣残忍,比某些讲义气的土匪都不如。

当然,乡村中的浮财是有限的,不可能无限制地挖下去的,挖到后来存量自然越来越少。如果说起初中共还只是“挖”富人的浮财,那么到后来中共则连中农和贫农的浮财也一并都挖了。也就是说,他们不但抢“土豪劣绅”的,也抢农民的。

因为浮财已经挖到贫农那里了,“苏区”民间的全部历史积蓄渐渐地都挖光了,这种“经费模式”延续到1934年初自然也就走到了头。此时,不但农民不支持中共,而且中共的经费也快要断了。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,中共不得不决定“战略转移”。为此,他们分别于1934年6月2日决定征粮24万担;7初又决定搞“借谷运动”,借谷60万担。这表明,在浮财被抢尽的情况下,中共又转而打乡村财富中的第三块资源的主意了——直接从当期的收成中拿走更多的粮食,但却美其名曰是什么“借谷”。

当时的中共领导人盘算的很精明,从他们决定长征到出发,这段时间正好是两季水稻收获的时节。早、晚都不行,必须在6—9月这个时段里,拿到两期的谷子。早了,是青苗用不成,晚了,农民拿回家给先吃了。一定要在收割时拿,才拿得到手。所以,这个长征的时间就有这样一个确定的缘由,同水稻的收获季节有关。“借谷”到手之后,10月上旬,一支近九万人的大队就浩浩荡荡地出发了,共带走了约100万担粮食。这些粮食大部分是农民的血汗和用来活命的,就这样被白白的抢走了。丧失了这些活命粮,有些农家当然也就断炊了,那可是个刚收获的季节啊!

提起这段历史,一位历史学者曾感叹说,“在1934年夏天,在一个没有文献记载,却是可以想像的鸡飞狗跳的场景下,乡民们木然的看着那些眼睛近视的外乡人,奔走呼号,粮食部长陈潭秋甚至鞋子都走掉了,赤着脚催运谷子。乡民们怎么想呢?为秋后的食物犯愁?为这些不期而至的外乡人而大惑不解?在最后一队红军渡过于都河南下后,乡民们是如释重负长吁一口气?有没有若有所失呢?等等,等等,这些都没有记载,以后也没有见到回忆资料。我们只能去想像,去猜测了。”“其实,在中共领导人的眼里,农民们怎样想并不重要了。说到底,他们怎样想曾经重要过吗?从来就没有。”

那么,什么是“分田地”呢?就是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。

“收拾金瓯一片,分田分地真忙”是毛泽东在“土地革命”时期写的一首词中的两句。乍一看去,景象何等美好,农民分到田地,似乎幸福极了。但由于当时中共成立的所谓“苏维埃”不是合法政府,根本没有资格颁发“产权证书”,它分给苏区农民土地的证明,是不具备产权资格一纸空文,根本不是“田契”。因此中共的“分田分地”留给农民的乃是吞不尽的“苦果”——人为制造了一大批不共戴天的仇敌。这不,1934年10月,“反围剿”失败后,中共和红军“拍拍屁股”,一走了之,抛下无处可逃的可怜的苏区人民来承受人为制造阶级斗争的恶果。

责任编辑:高义

02-17 09:3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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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走到了一个关键时刻。中共的列车正急速驶向悬崖,许多人因为留恋中共狼窟里的荣耀而忘记了危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