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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精英的另一面人生之系列(1) 作者:小侠


小侠    10/23     1885    
4.0/1 

文化精英的另一面人生之系列(1)
--文化精英的高智商无情商
作者: 小侠

陶渊明写了很多田园诗。他的诗被世人称颂:对淳朴的田园生活的热爱,对劳动的认识,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和向往。历史上真实的陶渊明,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酒徒。当他隐居田园后,诗人骨子里还是流着浪漫而自我的气血。他让妻子翟氏田间耕作,自己却整天在家喝酒写诗。渐渐地,翟氏对诗人有意见了,丈夫终日饮酒写诗,写的那些诗歌的纸张除了在家里到处堆放,也没有稿费,这日子到底怎么过下去呢。于是两口子的矛盾产生了,吵架成了家常便饭。陶渊明干脆我行我素,常常在家里烂醉如泥,喝醉了就躺在床上胡言乱语哀愁满怀。陶渊明只顾自己喝酒写诗,对五个饥饿的孩子懒得照顾。家里没米下锅了,陶渊明不愿意伸手去找乡亲借粮食。 陶渊明的五个孩子当中,有俩个孩子是被活活饿死了。贫困疾病交加的陶渊明,在晚年写下了凄凉的诗句:“死去何所道,托体同山阿。”这看似豁达飘逸,其实诗里弥漫着失意忧伤,还有艰难人生的无奈。

很多的文化精英都有人生的两面性,他们在文字作品里柔情万种,但在现实生活里却是自私寡情,毫无家庭责任感。朱自清与父亲的矛盾与冲突,就是这样一个悲凉的故事。    

朱自清的父亲朱鸿钧,年轻时曾经是书香门第富裕之家,并幸运地成为了徐州食盐专卖局长。因为这个肥差,朱父在徐州又新纳了两房妾即小四和小五(本来他有一妻和二房即小三)。为了应付红颜知己无止境的开销,朱鸿钧渐渐入不敷出,最后只得挪用公款以搏红颜一笑。朱父“挪用公款为红颜”的故事广传扬州,二房小三闻讯跑到徐州大闹公堂,徐州市井议论纷纷传为笑谈。上级领导闻讯后震怒,朱父随即被解职退赔还乡,还好当年没有“双规”制度,朱父不用住秦城。这就是《背影》这篇散文故事发生时“差事交卸,祸不单行”的真实背景。

朱父丢官后没有任何经济来源,也不思悔过,他举债度日,还要摆老太爷的架子和尊严。他儿子朱自清大学毕业后,回到老家扬州八中当教务主任,月薪70大洋。从薪水的角度,请充许我给民国政府点个赞。朱自清每月交出一半给父亲贴补家用,这引起了朱父的不满。当朱父通过私人关系擅自去学校校长处领取朱自清全部薪水时,朱自清与父亲的矛盾终于爆发了,他愤然离家,辞职远行。1948年,朱自清在北京逝世。1951年,他的长子朱迈先,曾经长期在国军中当卧底并策动起义拥护中共,却被中共以双重间谍罪镇压。

纵观历史和现实,很多的文化精英,其实是高智商无情商,他们是生活上的低能儿,更是政治上的白痴儿。当年中国的文化精英,包括那些留在大陆和留学回国的知识分子们,他们在民国时期拿着很高的薪水和稿费,自由地发表文章,自由地批判民国政府,自由地拥护中共的红色革命。令人讽刺的是,他们却在中共的镇反、反右和文革等运动中,被中共屡次迫害,甚至被迫害致死。1952年回国的哈佛大学博士董坚毅,1955年支援大西北,1957年被定为右派送夹边沟劳教。1960年饥荒袭来,董博士亦不能幸免。其妻顾晓颖来探视,待寻得其遗体时,周身皮肉已被割食一空,仅剩头颅挂在骨架之上。夹边沟劳教人员2800多精英,饿死2100多人,死难者掩埋草率,累累白骨外露绵延两公里。更多中国文化精英的可悲下场,可以参见“抢救大陆学人”计划和“右派夹边沟劳教纪事” 。不过,这也是他们高智商无情商造成的“自食苦果”。

如果你是一个充满家庭责任感、有智商有情商的正常人,你可以欣赏文化精英的文学艺术作品,但是不要学习他们为人处事的方式,更不能听从他们幻稚自我的政治社会观点和见解。(敬请关注我的下一篇文章《文化精英的另一面人生之系列(2)》,从哲学的历史角度,告诉你为什么文化精英热衷于“同厕令”)